文化就应该丰富多样

编者按：在1998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上，有一部叫《神鹿呀，我们的神鹿》的纪录片获得特别奖。片中的主人公叫柳芭，由于她感到不适应城市生活，回到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。作为纪录片，如何记录和展示这一历程，展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，展示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。中央电视台《精品赏析》栏目最近邀请有关专家探讨了柳芭一家三代人的奇异的生活经历。

谢晓晶：（北京电影学院教授）

一个民族有他自己所最习惯的生存方式，这里包含了他们自己的精神、信仰、情感，包含了很多东西，这种东西是不能被打破的。为什么柳芭到了北京，包括到了大城市之后，是那么的不习惯，她那么希望回故乡，我觉得这跟北京人到上海，上海人到广州还不太一样，她是另外一种民族，另外一种血脉，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，所以她的这种感受，她所熟悉的和她们所信奉的一切，跟城市人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。

纳日碧力戈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）：

我想这个鄂温克族，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，信奉一种万物有灵，所以人和神之间是沟通的。人和物之间也是沟通的，没有截然的界限。因此神鹿死的时候，人为它掉眼泪，天为它下雪，没有分季节，为什么？他们的灵魂是沟通的。而片中的姥姥，她坐那儿，眼睛很忧伤，看着远方，看远方是期待着未来。我个人的理解，她期待她的灵魂有一天会投到某一个物体上面，或者是物体，或者是人。

司徒兆敦：（北京电影学院教授）

我们从一个汉民族的角度去看其他民族的一些现象，我们非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解释，往往是解释不通的。当然从纪录片角度看，我相信导演孙曾田绝不会给大家编一个故事，一定在当时，神鹿死亡的时候，真的下起雪了，那么至于怎么来解释这些东西，我感觉我们没法解释的时候就不要去解释。但是从它所说的这些东西里头，至少反映出一种民族心态，我通过它来了解一个民族的心态，它的一种理想的追求。

孙曾田：（《神鹿呀，我们的神鹿》导演）

这部片子，从题材上讲，是比较边远的地区的一个题材，这个主人公的命运也离我们的生活很远，但是这个题材如果用现代眼光来审视，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现代题材，就是说它涉及到一个文化多样性的问题。

整个世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文化都在趋同，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有不同，就是说像大自然似的，有不同的色彩，这个世界才是丰富的。如果将来整个世界都是高楼大厦，都是开汽车，都是打电脑，都是吃快餐，你到哪儿旅游，可能都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比较单调了。我们要保护自然生态，不要等自然界都破坏得够呛的时候才想起来保护自然生态。现在我们应该提早保护文化生态，保护各个民族、各个地域不同的文化，让它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发展，所以我就拍了这么一个片子。这个片子就是说在这种变化中造成了它们本民族的心灵痛苦，实际柳芭本身，本来有她自己的生活文化圈，然而她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圈里感到不适应，于是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但是，她回去以后，因为她受了现代文化的影响，又对她原来的生活不适应了，这样她就成了一个边缘状态的人。这个边缘状态，实际表现了一种更具有广泛意义的东西，并不是简单地说鄂温克一个人的边缘状态，而是作为整个现代文明进程中，各个民族、各个不同历史进程都会有这种状态。

朱羽君：（北京广播学院教授）

我觉得这个片子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，它非常富有文化的思考，文化的品位。柳芭这样一个人非常富有时代的意义，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各种文化相互的碰撞、交汇、融合的时代。那么对柳芭来说，她就非常有典型意义，她是那样一个美丽的森林部落的人，但是她有一个机会走出那个森林，面对新的现代文化，她既向往现代文明，但是她又留恋她原来的生活，因此她一下子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状态。这种边缘状态，我认为是一种现代人类的非常广泛的一种形态。因为各种文化的交汇，新的数字化时代，很多新的东西到来以后，每个人都有新的旧的、传统的和现代的东西的一种碰撞。所以柳芭就非常的典型。我觉得孙曾田不是拿着摄像机在外面拍一个民族，我觉得他是拿着摄像机在他的民族里头，用他的视角在看自己的一种文化那样。

徐舫州：（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）

非常感谢编导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、优美，甚至有几分悲凉和苦涩的故事。使我们暂时远离于城市的喧嚣、紧张、忙碌，甚至是浮躁的心态，把我们的目光投向一个更为遥远的陌生的世界，感受鄂温克族这样一个妇女生活的经历。我觉得这个片子。真实地反映了现代文明和原始自然文明、城市生活和山林生活、以及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和那种传统生活方式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。现在我们很多编导比较浮躁，而这个片子体现了编导以非常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社会、观察生活的创作心态。